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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响的上海

——读金宇澄《繁花》

    本文字数:1430

姚 锦

 

金宇澄的《繁花》自2012年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沪语叙事和双线结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2023年王家卫将其改编为电视剧,引发新一轮的“繁花热”,也让这部作品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但与原著的深沉悲凉相比,电视剧更多了一份浪漫与传奇色彩。我们是否可以重回文本,探寻这座文字构筑的上海城市深处的秘密?

《繁花》最直观的特点是其语言风格。金宇澄采用“苏州说书先生”的方式,放弃心理描写,大量使用沪语对白,接近普通话的上海话贯穿全书。这种选择不仅是对地域文化的坚守,更是对传统话本小说的现代回归。

小说结构精巧,采用双线叙事:奇数章讲述六七十年代的老上海,偶数章叙述八九十年代的新上海,最后两条时间线在二十九章汇合。这种复调结构不是简单的时间交错,而是刻意营造的对比与呼应——诗意的旧日与物欲横流的当下,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张力。

“不响”在《繁花》中出现了上千次,已然成为小说的核心哲学。“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这句话被放在小说扉页,道出了人生的真相:没有终极拯救,只有自我抉择。

金宇澄展示了三种“不响”:俗世之上的观望者(如神明)的不响,是一种超越性的悲悯;尘世中的旁观者(如康总、沪生)的不响,是一种无法插手的无奈;戏中人的不响,则是一种回顾往事时的无力与苍凉。

《繁花》中的女性形象各异,却大多走向悲凉的结局。李李遁入空门,梅瑞从富贵跌落到“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汪小姐怀上“怪胎”,小琴坠楼而死。

金宇澄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一方面展现了都市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男性视角下女性主体的缺失。她们或多或少“共享同一套驱动体系,略显扁平轻浮”,成为了情欲的化身与被观看的对象。

王家卫的《繁花》取材于原著中阿宝的故事,却赋予了不同的气质。电视剧更加浪漫化、传奇化,强化了商战元素和爱情线索,而淡化了原著中的平淡与绝望。

电视剧中胡歌饰演的宝总更加光彩照人,而原著中的阿宝则更加平凡甚至模糊。原著中那些琐碎的饭局、无果的谈话、突然的死亡,在电视剧中变成了更加戏剧化的冲突与转折。

但两者都抓住了同一个核心:在繁华背后的孤独感。无论是原著中“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自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还是电视剧中“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都揭示了人生本质上的孤独与无常。

《繁花》最终成为“一封写给上海的情书”。金宇澄不像许多作家那样描写外滩、陆家嘴这些标志性景观,而是聚焦于思南路、皋兰路、复兴公园这些充满市井气息的地方。

小说通过上海市井生活的细致描写,还原了各个时代背景下上海的城市特点与市民生活。金宇澄不仅写了老上海人,也写了新上海人;不仅写了资本家的后代,也写了工人家庭的孩子。这种全面性与真实性,使《繁花》成为上海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繁花》的结尾,小毛临终前说:“过去的事体,只能一声不响了,响有啥用,总算老房子敲光了,过去,已经是灰了。”这句话道出了时间的残酷与记忆的脆弱。

金宇澄的《繁花》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仅讲述了几个人物的故事,而是通过个人史书写城市史,通过日常琐事折射时代变迁。它继承《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传统,关注平凡人的生存状态,拒绝“宏大叙事”,只写凡人生活。

在这个喧哗的时代,有时候沉默比言说更有力量,平淡比传奇更加真实,观望比介入更加慈悲。

或许这就是《繁花》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繁花似锦的世界里,保持一份“不响”的清醒;在喧嚣躁动的时代中,留存一份内心的宁静。繁花终会落尽,而不响的智慧却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