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吕

 

近日，“江浙沪”与“沪苏浙”的称谓之争引发网友好事者热议。尽管有观点认为“沪苏浙”更符合行政区划代码规则，比如上海人的身份证以31开头，江苏以32开头，浙江则以33开头，但笔者认为，强行改变已深入人心的“江浙沪”称谓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名称排序的调整看似只是文字游戏，实则牵动着地区认同、文化习惯和社会成本等多重因素，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传统，维护已经形成的语言习惯。

从历史渊源来看，“江浙沪”的称谓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明清时期，江苏与浙江同属江南核心区域，形成了“江浙地区”这一传统认知。上海自开埠以来，虽然后来居上成为经济中心，但在文化认同上仍与苏浙两地血脉相连。“江浙沪”的称呼不仅符合历史发展脉络，也体现了三地文化上的同源性。这种历史形成的称谓已在民间使用百余年，成为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告诉我们，这类具有历史积淀的称谓是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不宜轻易改变。

语言习惯的形成有其自然规律，强行改变往往事倍功半。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江浙沪”的称谓已经根深蒂固。以电商领域为例，“江浙沪包邮”已成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固定搭配，贸然改为“沪苏浙包邮”反而会造成认知混乱。最早的“长三角”概念的核心区域就是指江苏省、浙江省的部分城市以及上海市，人们又习惯将这一地区称为“两省一市”，如果哪位贸然改称为“一市两省”，则容易让人不明就里。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但一旦被社会约定俗成，就具有了稳定性。如果每个地区都要按照行政等级重新排序，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从实际效用来看，名称排序的调整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这些看似细微的调整，集合起来将耗费不小的行政资源和社会成本。交易成本理论提醒我们，任何变更都要考虑其实施成本，在收益不明显的情况下，维持现状往往是最优选择。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实质合作，而非名称排序。长三角一体化最重要的是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而不是在称呼上争先后。德国莱茵-鲁尔区、日本东京都市圈等国际成功案例表明，区域合作成效与城市名称排序关系不大。将精力放在名称排序上，反而可能助长地区间的竞争意识。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其地位和作用早已得到公认，不需要通过名称排序来彰显。相反，保持“江浙沪”“两省一市”的传统称谓，更能体现长三角地区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

与此类似的还有“粤港澳”“京津冀”“成渝”等区域概念，它们大多从“地理毗邻”逐步过渡到“经济共同体”，甚至升级为国家战略，深入人心多年，已经成为约定俗成。以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形成的“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概念为例，成都是四川的省会，重庆则是1997年新设立的我国第四个直辖市，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称呼为“渝成经济区”或“渝成城市群”。前不久，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以成都和重庆两个超大城市为核心，建设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群的目标。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是对“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这一传统概念的继承和重大升级。

名称之争背后反映的是对文化传统与社会习惯的尊重。我国历来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法，但这里的“正名”更应该注重文化传承和民众习惯，而非机械地套用行政规则。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实质性的合作举措，而不是在称谓上做文章。保持“江浙沪”这一传统称谓，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民意的顺应，更是对区域协同发展本质的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