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富人区家庭见闻家教日记，深刻揭示了全世界家长共同的育儿焦虑，触及应试教育、资源分配、孩子们的高压生活以及心理问题等等社会热议话题。

《我在上东区做家教》（[美]布莱斯·格罗斯伯格/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获得家教工作不只需要熟悉关于德国统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这群居住在第五大道的焦虑的人。

也就是说，仅仅上过哈佛、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还不够。我即将进入的这个世界不允许肥胖的存在，没有人会发型不整，甚至老师都穿着德尔曼平底鞋。在这里，没有痤疮的重要性不亚于阅读过乔治·艾略特作品全集。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15岁的苏菲。我们见面那天，她像一阵旋风一样从铺满纯白地毯的豪华旋转楼梯上跑下来。这座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复式公寓洁白无瑕：陈列着白色沙发、白色长绒地毯，两只白色的迷你贵宾犬围绕在苏菲脚边狂叫不止。她一把抱起一只小狗，让它不要叫唤，并调整了一下小狗头上的蝴蝶结。她穿着私立学校的制服短裙，裙裾飞扬。在我们上楼讨论作文前，她的管家——两名菲律宾女佣——询问我们要不要吃点或喝点什么。

走进她的房间，我看到除了床单和写字椅罩是粉色格子花纹的，其他物件一律是纯白色的，一尘不染，完全没有青少年房间里常见的杂乱无章，就连平板电视也放在木柜中。整齐摞起来的课本是房间里唯一一处稍显无序的地方。除了粉色和白色，房间里有其他色彩的东西是她精心摆放的若干个法国利摩日陶瓷首饰盒。一个水晶相框里镶嵌着她和父亲在汉普顿高尔夫巡回赛上的合影。在她打开书桌上方的嵌入式储藏柜时，我才看到了大多数少女房间里会出现的杂志拼贴画以及她的朋友们浓妆艳抹、盛装打扮、身着设计师服饰和高跟鞋的照片。

她掏出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后，开始跟我讲她的作业要求：写一篇文章，说明盖茨比是否实现了美国梦。她的两只白色小狗又开始嚎叫，一名管家过来把它们拽下了楼。

“我认为盖茨比没有实现美国梦，因为我的老师是这么认为的。”说完她停顿了一分钟，紧张地舔了舔嘴唇，“除非你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写。”

我们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她很紧张，因为我认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让她在书中寻找论据来证明她的论点，即盖茨比没有实现美国梦。她机械地翻着书。她的指甲上涂着闪闪发光的指甲油，但已经被她撕掉了一半。她读着描写盖茨比举办盛大奢华派对的一段文字：

每周五，纽约一家水果商送来五箱橙子和柠檬。每周一，这些被切成两半、榨干汁水的橙子和柠檬堆成小山，被从他家后门运走。

苏菲正打算继续读下去，我让她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场景。“我爸妈有一次开派对，家里厨房也是那样，”她说，“吧台旁边堆满了柠檬皮。一晚上的派对过后，我妈妈看起来就像一颗被榨干了的柠檬。”她意识到，参加派对的客人把盖茨比的家弄得一片狼藉，她父母在汉普顿的度假别墅每到夏天也是如此。派对过后，徒留空虚。这段文字似乎引起了她的共鸣，让她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她随即拿起书桌旁边的壁挂式对讲机，让女佣端两杯绿茶上来。几分钟后，嵌着柠檬片的瓷杯和茶托被送到楼上。我们终于敲定了写作提纲。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不错的论点，也从书中搜集了不少论据。在我要走的时候，她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或许盖茨比实现了美国梦？”她自言自语道。

我愉快地离开了。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有绿茶、白色贵宾犬，还有人花钱和我讨论盖茨比。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因为热爱诗歌和阅读而被嘲笑的我，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找到这样一份既有报酬又有意义的工作。

从我家去苏菲家有点绕道。我当时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摒弃弗洛伊德学说，转而研究行为心理学，因为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已经过时；二是买一双新鞋，因为我的两只平底鞋都磨出了洞，或者给住在我家楼下大厅——布鲁克林公园坡——的流浪汉买一杯冰咖啡，甚至给我自己买一杯。我当时连地铁票都买不起，只能步行，鞋子都磨破了。我意识到，虽然在哈佛大学接受的本科教育让我变得博学多才，但并没有让我自动赚到坐地铁的费用。说起来，那也是我的错，因为我放弃了高薪的金融工作而学习心理学，而我的丈夫——他也毕业于一所常春藤大学——则成了一名杂志编辑。我们简陋的公寓里有许多藏书。我依然相信，心理学能够解开从利他主义到非理性的诸多关于人类心灵的谜团，而对我来说，探究这些谜团远比拿到六七位数的收入重要。

（选自《我在上东区做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