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林

我小时常去村东头的如海河边玩。柔柔的水面，闪闪的金光，“哗啦哗啦”的，一艘艘水泥船徐徐驶来，又缓缓远去……

因为靠近老镇，父亲便和村里十来个青壮年一道，常年在河边的码头上挑运货物。当地人管这叫“挑码头”。我家对岸有家糖厂，非常红火。从船上挑煤、挑半成品堆进厂里，再从厂里挑成品装上船。宽宽的河面上，“额吆喝”“额吆喝”的号子声，承载着艰辛，洋溢着希望，久久回荡，直至夕阳西下。

他每天回来时，邋里邋遢，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头发蓬松松的。尤其是挑过煤后，浑身乌漆抹黑的，活像个黑人。有几次，年少无知的我，发了火，怒对他。父亲听后，默默地拿起瓷盆、毛巾，打上几桶井水，洗了一遍又一遍。后来，父亲干脆散工后，在浑浊的河水里清洗一番才回家。

有一次，我写作文《我的父亲》。老师让同学们介绍父亲的职业。“我爸爸是挑码头的”，我大声地说道。同学们一片茫然。我又解释说就是在码头挑运货物的，教室里一阵大笑。我悄然坐下，窘迫得像一片飘落的尘埃湮没在笑声中。回到家，自尊心作祟，我一边哭，一边一个劲地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去做点生意？为什么不学门手艺？父亲听后，沉默了很久，忽然也哭了，像犯错的孩子，喃喃低语：我不识字，不会写，也不会算，没法做生意；至于学手艺，家里缺劳力，爷爷奶奶没让学，现在年纪大，别人也不要了。昏暗的灯光下，父亲那幅委屈自责的模样，至今仍镌刻在我心底。

农村渐渐兴起新建房屋的热潮后，父亲的活计，转移到家边的码头上，主要是挑黄砂、石子、水泥等建房物资。有时糖厂那边还有活儿。每每从早挑到晚，挑得不亦乐乎，挑得心花怒放。直到那个夏日的中午送饭去，我才被深深震撼了。父亲身材矮小，明显比别人矮半头、瘦半圈，在一帮人中就是个另类。尤其是上车走跳板时，父亲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渗满了汗珠，面颊的肌肉一直不停地抖动，双手死死地向上托着扁担，小腿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那一刻，父亲好似在用生命挑货，用灵魂负重前行。

我读初中学习很认真，成绩也稳定在前几名。班主任告诉父母，只要我能保持住，将来就能考上好学校。父亲听了，脸上笑开了花，开心得像吃糖的小孩。从那以后，他不要我饭烧，不让我干活，常常对我说：“只要你学习成绩好，你要啥我都给你买。”每晚，父亲竟开始陪我做作业。他看我的眼神，那么柔和，那么温暖，满满地盛着无垠的希望。

世纪之交，我谈婚论嫁时，低矮阴暗的老房子令几个姑娘都望而却步。父母商量了好几回，终于狠下心来，拿出多年的积蓄，再借了点钱，新建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那几年，为了还清外债，父亲起早贪黑，不光挑码头，凡是能赚钱的地方，他都争抢着去做。劳累过度，父亲的头发几乎花白，小腰更加佝偻，明显苍老了许多。致命的是，一次意外发生了，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他才51岁。

湖南戏曲《祭头巾》中唱曰：“养活人数口，全靠挑码头。”这话说父亲，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