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年祭，母亲让我回家。母亲对我们兄妹俩说，吃过晌饭，一起去县城看看三舅。

下了公交车，问了几个人，幸福养老院怎么走？他们都摇摇头。明明养老院就在附近几十米的地方，附近人竟然不知道。我只好一边导航，一边让二姐给三舅打电话。三舅说，他就在大门口等我们。顺着导航，我们穿过马路和水产批发市场，又绕到马路边上，说已到达目的地了。我们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一位路人用手一指，身旁的高楼就是。我一抬头，果然看到一栋高耸入云的大厦上醒目的五个大字“幸福养老院”。

靠路边没有大门，门在左侧。二姐说，我们都空手，怎么办?母亲说，给钱就好了。

三舅坐在门旁的椅子上，看我们到了，吃力地拄着拐杖站起来，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说了一句，一直在等你们呢！我一脸诧异，三舅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呢？坐在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趋步上前，满面堆笑和我握了握手。

我去扶三舅，三舅摆着左手说，不用。没几步，就是电梯。三舅用左手按了18楼。电梯里，谁也没有说话，狭小的空间，大家又戴着防疫口罩，愈加地令人窒息。

出了电梯，三舅说，住在那头。三舅半身不遂是一次醉酒跌倒后留下的后遗症。如今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过道虽然不足百米，但对于三舅来说，是无比漫长的。

三舅的拐杖，我异常地熟悉，那是三舅妈病逝后留下的唯一遗产。三舅妈的腿残，是小儿麻痹症留下的顽疾。那时候，三舅家住在离县城十几里的乡下。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外公家。三舅家开着商店，在村里算是富裕的，每次去，三舅总拉我上他家喝酒吃饭。三舅爱笑，开朗，好客。他们家是俱乐部，是村文化娱乐中心。打牌的，聊天的，很是热闹。三舅妈一手好厨艺，做菜好吃。干农活不亚于正常人。三十多岁时，生病去世，留下两个儿子。三舅再未续弦。不久，土地被征用，红山乡整体拆除。三舅家被安置在水产批发市场边上的小区。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市场，三舅说，这里买菜方便。

过道边上有一处大房间，几位老年人在看电视，表情木然，没有一点声响，好像电视喇叭坏了一样。一切都是那么静，静得让人可怕。

一个老年妇女坐在过道里，好像长长的病句里，一个沉重而又木讷的标点符号。看到我们走过来，很开心地打招呼，外边冷吧，别冻着。母亲应着，不冷。简单简短的对话戛然而止。

进入房间，空调开着。三舅让我们都坐下来。房间里三张床，三舅住在最里边。最外边一张空着，中间一张床上有条展开的被子。母亲和二姐坐在三舅的床边，我站在床头。母亲拉着三舅的手，一个劲地埋怨，多大了，就不能忍忍?非要说那些难听的话。

三舅说，我受不了那份气。我真想摸刀剁了她。我知道，他要剁的，是他的小儿媳妇。因为腿脚不便，媳妇可能嫌弃他。早上吃饭很少叫他，媳妇吃过锅一刷送孩子上学或打麻将去了，有时中饭都不回来吃。有次过中秋节，吃饭时，媳妇说了几句三舅，三舅筷子一摔，你烧的菜太骚了，不吃了。

就因为这句话，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一致商议，把三舅送到了离家百米的养老院。

母亲叹气道，都怪你自己，不能好好说话吗？一推就倒的人，还那么犟。三舅沉默了一会，每个星期帅子都会来看我。帅子是三舅八岁的孙子。谈到孙子，三舅的脸上有了欣慰的样子。

母亲说，小孩子懂事了，小时候没有白疼他。

三舅的表情又转阴了，他们过节接我回去，都是做给人看的，怕别人骂吧。母亲劝道，真也罢，假也罢，熬着吧！母亲把“熬”字说得特别重。

我好奇地问，怎么就一个人住呢？成天没有一个人聊天，怎么受得了？三舅指指中间床上，有人啊。

我非常震惊，我们在房间里足足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床上还有人。我仔细看了看，被子下边，确实是一个人蜷缩的轮廓。人是蒙着头睡的。三舅说，这人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

临别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跟孩子要好好说话，好好说话，等他们不生气了，兴许能接你回家。三舅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三舅要送我们下楼，我们执意不肯。

过道里老年妇女还坐在那里，看我们过来，又主动打招呼，慢走啊，慢走啊，外边冷呢。

当我们走出门不远，我听到后边扑通一声，哐当一声。我转脸一看，是三舅追出来，突然一跪，拐杖跑出去很远。

我疾步过去，想拉起三舅笨重的身体，却并不容易 三舅啊，你怎么如此激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