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咖啡有咖啡伴侣，曾经我们读书时，书籍也是有伴侣的，那便是笔记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一年买不了几本书，阅读主要靠互相借阅。如今许多人家书架上的书，本本崭新。那时候都是满书架旧书，一本书的传阅率往往是如今的几倍、几十倍。借来的书不能久留，于是会用笔记本抄下书中让自己欣赏的字句。

看书做笔记带来的好处是长久深远的，至今我写起文章来很少出现“梗阻”状况。因为当年做的几本笔记已经溶解进了脑海里，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现在书价涨了许多倍，但与薪资水平相比，买本书不再是奢侈的事，所以极少见到有人做笔记了。随着网络阅读的普及，复制粘贴也变得异常容易。于是报刊上的文章，不少都是“百衲衣”。把唐诗宋词里描写春天的句子复制过来，粘贴在一起，结尾来上几句“春天真美丽”之类的总结，一篇《古人咏春》就完成了；将古文里赞美夏天的佳句同样拼贴一下，最后感叹几声，《古文里的美夏》就可以拿去发表了。

“天下文章一大抄”，复制粘贴派往往祭出这样的理论，有人还会抬出“文抄公体”鼻祖周作人，为自己正名。然而此抄非彼抄，视听不容混淆。那么界限何在呢？就在黄庭坚的那句话“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包括周作人在内，古往今来善于“抄袭”的名家，都能将别人的东西作为原料，提炼出自己的思想。最终不一定实现了“点铁成金”的升华，起码也冶炼出了一种新的“合金”，这是一个创造而非单纯“搬运”的过程。就拿文史写作而言，如果仅仅将某个朝代房价、菜价罗列成篇，那就是所谓的“资料写作”，作者只是搬运工而已。而将这些资料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独特而非老生常谈的一些见解，那就是创作。

怎样炼出“合金”？直接去网上复制粘贴，火候往往是不够的。不妨重拾以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许多文字经过笔下的书写方能入脑入心。而不靠复制粘贴，靠自己笔记过程中留下的记忆去写作，往往能将别人的语言化为自己的语言，彻底与“搬运”“文抄”划清界限。

读书不仅用眼，而且要用笔、用心，这种读书法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