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材广博，全面详尽呈现西方文字书写嬗变的历史。书写不单是语言的记录，书写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它是一种关于形式和内容的生态，在文明发展和传承、个人自我表达和修养，以及人与世界的交流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笔下流金：西方文字书写史》（[英]埃万·克莱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提起学术时代，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现代思想，但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旧时代最后的教学材料之一是圣维克托的休格的《知识论》，写于1128年前后。圣维克多修道院是巴黎郊区的一个小修道院，那里的牧师遵循共同的生活准则。后来尚佩的威廉隐居于此，于是该修道院逐步发展壮大。威廉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老师，这座修道院也是巴黎大学的前身之一。休格坚称，《知识论》是一本关于阅读艺术的手册，其目标是智慧本身。在一个相信上帝统治一切的世界，当时的人认为智慧是最完美的善，智慧是上帝。人们可以踏上探寻智慧之路，也可以在智慧中徜徉，它具有充实和治愈的圆满感。书除了可以快速获取信息，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盖源于此。

在当时，人们认为所有知识都起源于上帝，实践美德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谦卑的美德是智慧的开始。伊凡·伊里奇撰写了一部《在文本的葡萄园》，评论休格的《知识论》。伊里奇总结了休格对新学者的建议：第一，严肃对待知识和写作；第二，请不要羞于向任何人学习；第三，一旦学习有了长进，不要看不起别人。休格鼓励学生将他们学到的知识存放在一个想象中的拱门里。那里有回廊一样两侧都是圆柱的通道，一直延伸到天际，读者可以在其中整理自己的知识。休格接受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演说家开创的记忆艺术，他没有将其应用在公开演讲上，而是用在阅读、寻求真理和善良上。《知识论》敦促资深学生在脑海中建造一座三维建筑，存储他们所有的知识。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参考了休格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故事《创世纪》，上帝通过造物而永存，以及在时间尽头达到圆满。这是中世纪的“万物至理”，学生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通往救赎。

这听起来很难，做起来却没有那么难。想象一座像沙特尔大教堂一样的建筑，北门的拱券上描绘着《创世纪》，南面则是《末日审判》，窗户讲述着先知、国王和《新约》作者的故事。实际上，这是一部巨大的百科全书，由石头、玻璃、木材和颜料共同构建在时空之中。想一想，我们巨细无遗地了解喜爱的电子游戏里的结构，房间和走廊、地窖、连廊、秘密入口，游戏里的各种物体、奇异的居民及其层级，等等，我们的大脑可以牢记这些细节。但是在中世纪的思想中，这些“记忆宫殿”是有意建造的，学生学到的知识要以符号和语录、关系、故事以及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顺序，小心地放入其中，使个体的微观世界经验随着对宏观宇宙创造的智慧而增进，个人便是这一切的创造者。这是一种所有人都知道并且使用的极其复杂的方式。休格认同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40－604年）的观点，描述了知识内化的三个阶段：最开始是学习文字和历史事实，然后按照“救赎的过程”（休格称其为教会）思考它们的寓意，最后在持续不断的日常活动中认清自己的位置。

书以简单的结构和发人深思的插图，引导读者体验一种喜悦的、有涟漪效应的意义，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燃烧，而不仅是发现知识、获得信息带来的简单满足。我们今天的阅读对象中，最接近于此的文学体裁可能是小说。看小说时，我们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发现自己与作者之间的共鸣，并且，借用甘地的话，“他们体验的真理”让我们作为读者感同身受。

伊凡·伊里奇对休格作品的评论，描述了这种阅读的时代背景。修士终日与某些文字为伴（主要是神父的手稿和著述），并且在一年中按照顺序每天阅读。修道院的唱诗班每日在仪式中咏唱《旧约·诗篇》，每周都会把这150篇完整地唱一遍。阅读和吟唱内化为身体记忆，不仅像文字依附在书页上，而且无论是站在还是坐在唱诗队列里，还是在餐厅里，听到的歌、念的经文，都深深地渗入身体。

人们会记住这些语句——或因为在某个季节吟唱；或因为某个具体的时刻，如初升太阳的光芒涌入教堂一扇特别的窗户；或在霜冻时听到教堂别样的回声；在燕子准备离开时；在盛宴或禁食期间……修士知道什么时候该进行什么样的“阅读”，守夜时愉悦的独处，和早餐之后晨祷之前的集体静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阅读和吟诵过程中会有鞠躬或跪拜的动作，指引人们转向不同的方向，时而朝向祭坛，时而面对自己的教友，时而双膝跪地，时而稳稳就座。人们会听到页面在特定位置翻动时发出的声响，看到泥金和色彩在烛光下、阳光里、雪地中呈现的不同光芒。公开朗诵要用特定的吟诵语调，朗诵福音是一种语调，朗诵使徒书或者预言书是另一种语调。所有这一切都会在经年累月中渗入身体，帮助修士形成记忆，构建联想。他们或越发睿智，或越发困惑，或越发坦然。作为一名曾经的修士，我深刻地知道这一点，我经历过。这不是理论，这就是阅读的方式。将自己浸入有限的几本书，与广泛涉猎知识的经验截然相反。

但是休格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刻，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消失，他本人也在尝试适应新的生活模式。他生活的修道院没有遵循《本笃会规》，而是遵循《奥古斯丁会规》——这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神职人员的行为准则，最早出现于罗马晚期。休格生活的修道院位于巴黎市郊，而不是在孤立的山谷或人迹罕至的沙漠。他不仅教导新修士，也教导从欧洲各地蜂拥到巴黎的年轻人。讽刺的是，往往只有在这样的过渡时刻，当“既定”的东西开始让位于新事物时，人们才能更清晰、更明确地看到先前的秩序。

（选自《笔下流金：西方文字书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