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帆

世人对沉醉读书者，常有沉醉书中世界，而对攘攘红尘茫然不觉的印象。“蠹书虫”“书呆子”这样带着戏谑意味的称呼，正是由此而来。

又或者，世人并不会关心“书呆子”通晓人情世故与否，只是见他们常常不是尘世中春风得意的渔利者，便自然而然给“书呆子”扣上“不通人情世故”的帽子。事实是否如此？

似乎如此。魏晋时代，文学家、音乐家嵇康给昔日好友山涛写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原因竟是山涛举荐他给当时气焰日盛的司马氏政权为官。而嵇康洋洋洒洒列举自己“七不堪”“二不可”，表达了自己对“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的深深抵触。为了不出仕司马氏，甚至不惜断了与同列“竹林七贤”的昔日挚友的交情。

嵇康素有狷介之名，《与山巨源绝交书》似是他不识时务的明证。可再以思绪摩挲这穿透时空的文字，也不难读出，字里行间的疏狂固是嵇康本性，却也有他刻意挥洒表现的成分。结合嵇康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处境，不难看出他斩断旧谊、誓不事司马氏，很大程度是出于避祸的考虑。

除了天性桀骜，不宜为官，嵇康一直是效忠曹魏政权的，也是曹魏政权下的得益者。他在曹魏有不用在官的闲职，甚至迎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若要入仕司马氏，一方面心中必定有一道坎，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注定危机四伏。故此，嵇康看似不识抬举的绝交、拒官，实则因为对其中利害关系洞若明镜。

嵇康最终确是死于司马氏政权之手，令人叹一句文人看透世情，却逃不过时代命运的裹挟。临终一曲《广陵散》，奏响一曲玉山倾颓的生命悲剧，嵇康个体生命虽逝，绕梁不息的，是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永恒向往。

时间向前行进约两百载，恰逢中国历史上又一乱世——南北朝。出身微寒却六岁能诗的南朝人江淹素有才名，作《恨赋》《别赋》，惊艳文坛。《恨赋》云：“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别赋》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都是传诵千古的佳句。可“江郎才尽”的故事也流传颇广，钟嵘《诗品》、李延寿《南史》中皆记载此类带有神异色彩的传说。

据《诗品》，江淹从宣城太守的位上卸任，住在冶亭，梦见一位自称郭璞的美丈夫，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于是从怀中取出五色笔还给对方。梦醒后遂不复有文才，“江郎才尽”。郭璞是晋时著名文人和学者，游仙诗的开创者之一。

梦境本为虚幻，即使江淹当真梦见郭璞向自己索还五色笔，这个梦境流传得如此之广，以至载入史籍，也显得匪夷所思。江淹晚年历经南朝的齐、梁，官居高位，受封伯爵，安享富贵，于舞文弄墨之事确实再不复当年。然而后人读史，亦不乏读出其中幽微者——江淹之“才尽”，与嵇康决绝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样，亦是避祸的手段。

南朝齐梁间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著名的文人王融、谢朓都死于政治斗争。更何况，江淹的人生末端之时在位的梁武帝萧衍，亦是文采斐然之辈，为帝王前，曾经与王融、谢朓这些“文学之士”并列“竟陵八友”。但萧衍素爱猜忌。江淹身为文人，自然了解“文人相轻”之习，更何况这文人是帝王，如何敢不将自己的文才意气深深掩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好歹比嵇康幸运，得以善终。郭璞索回五色笔，江郎最终才尽的梦境，甚至有理由相信是江淹自己有意散播开来的。

嵇康的不识抬举，江淹的词穷才尽，乍一看，好似都是书呆子呆得让人发笑。稍一寻思，却是早已了然于世故，又无法随波逐流，从而选择的策略。这样的“书呆子”甚至比常人机智，但泰然与否，则要看世道与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