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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抗日电影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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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经典中的经典,是每当我想要重温老片时,一定会重新拿来看的。因为常看常新,每次重看都有新的震撼,这就是那部21年前的影片:《鬼子来了》。

这部电影究竟有多经典呢?有人说它是国产片里的最高境界,还有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抗战片,尽管片中没有出现一处战争场景。

影评家认为,电影最牛的地方在于,透过这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姜文把人性给说透了,片中所呈现出的荒唐景象,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丑陋,今时今日依旧在上演。

简单来说,《鬼子来了》讲了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姜文饰演的淳朴农民马大三,救下一日本鬼子,不料最终却给自己和全村人引来了杀身之祸。如果只是这一句梗概,只看到了最表面的一层含义。

日本人的残暴、凶狠、冷血,只是这个故事中的皮毛,更深层的含义,其实是展现整个民族面对这种血海深仇和家国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丑陋、迂腐,愚昧,以及集体性的无意识 。

和其他讲抗战的电影不同,《鬼子来了》里没有大的战争场面,主角也不是杀敌的英勇军人,而是以一群最为普通的农民为视角,去展现他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

正是这样一群看起来最平凡的农民,却代表了中国百姓的某种共通性,也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剧。

影片里,农民的形象是善良淳朴的,但同时也是腐朽狡猾的。当马大三被一个来路不明的“我”用枪顶住了脑袋时,吓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这个“我”丢下了两个麻袋扬长而去,说是三十晚上来取,如有任何闪失的话,可能会小命不保。

打开麻袋一看,装着两个活人:一个日本鬼子,名叫花屋小三郎;一个汉奸翻译,名叫董汉臣。

“我”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照看这两人?又要如何照看?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马大三一问三不知。

这个“我”告诉他到时候来取人,可是马大三连“我”长啥样都没看见。而且,“我”明明说的是如果出了闪失要让马大三负责,结果马大三在跟村民们传话的时候,就变成了出了闪失要让全村人负责。

这下好了,一个人的锅,现在要让全村人来背,马大三尽管胆小怕事,但自己轻轻巧巧的一句谎话,就把责任卸了下去。

不过,就算把风险和村民们平摊,大麻烦还是没有解决。在此之前,马大三和村民们一直老实本分,尽管外界战争不断炮火连连,日本人每天也都会经过这里,但整体上来看,这个闭塞的小村庄里,村民们和日本人也算勉强能够融洽相处,只要朝日本人点头哈腰,夹起尾巴做人就好。

因此,被日本骂两句不算什么,扇两个耳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够生存,能够活命,尊严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置之度外的。内心里,村民们当然知道,日本鬼子都该死,当汉奸更应该千刀万剐。但战争并没有激发起村民们更多的家国荣辱情绪,只要能活命,这些宏大议题在生死存亡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然而,这个麻袋的到来却让所有人都慌了阵脚。村民们手足无措,又不敢怠慢了这两人,棉被捂着,饺子喂着,生怕回头来取人时发现缺斤少两。可这两人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日本人花屋从一开始就一直骂骂咧咧,口口声声“支那猪”,在他的思维里,没有办法继续效忠天皇是永远的耻辱,如今被俘,他宁愿自杀都不愿意苟活。

相比而言,汉奸董汉臣却反倒更“识时务”,他从一开始就想要活命,精通两国语言的他可以帮花屋去欺骗中国人,也可以站在中国人这边去羞辱日本人。

村民们问花屋:有没有杀害过中国男人,欺负过中国女人?花屋答:这是当然,我来支那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结果,董汉臣翻译成了:他刚来中国,没见过中国女人,没杀过中国男人,是个做饭的。

此话一出,村民们信以为真。

另一边,花屋跟翻译说想要学几句中国话来骂人,结果到最后就变成了大家都熟悉的经典一幕: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好笑之余,展现出的是语言的隔阂,这种文化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国人民之间思维方式和立场的差异。

表面看来,村民们和花屋之间的这种“鸡同鸭讲”意外地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和谐共存,而翻译无疑在其中承担了沟通的桥梁,但往深层了看,这种和谐的本质是建立在某种欺骗之上的。

这恰恰展现了一种虚假的现实情境。它是以一种沟通和理解的“失效”来维系两种文化立场之间的短暂平衡,充满了讽刺意味。

好不容易熬到三十晚上,马大三等了整整一宿,“我”都没有出现,又等了几个月,马大三实在养不起了,村民们便商议不然还是自己动手把两人给办了吧。结果,平时嚷嚷的最凶的人又怂了,最后抓阄,还是得马大三亲自动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杀人的事,谁也没干过,马大三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下手,找了个地方继续偷偷养着两人。

你说马大三善良吧,确实也是善良,毕竟是两条人命;要说他怂吧,也真是怂,明明是不共戴天的民族仇人,都快把自个家给吃空了,还在“无私”地养着这两人。或许观众这时候真正能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

然而,真相还是败露了。他的行为遭到了村民的指责唾弃,甚至被大家怀疑是否拿了日本人的好处,和他们是串通一伙的。

马大三跪在地下,声泪俱下,哭着说自己不敢杀人,下不去手,但此举并没有得到村民们的谅解和同情,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质疑和侮辱。这一场戏真的是把国人擅长窝里斗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后来,村民们商议决定“借刀杀人”,请刽子手“一刀刘”出马杀掉两人,结果,“一刀刘”一顿操作猛如虎,花屋却毫发无伤。众人皆懵逼,“一刀刘”留下一句“此番失手,说明此人命不该绝”,说罢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大概是真的看见了死亡近在咫尺的景象,此事过后,花屋性情大变,再也不说想要自杀了,他满脸都写着求生欲,甚至不惜想要骂自己高高在上的天皇,来向村民们示好;昔日凶神恶煞的花屋变成了一个只想活命,毫无尊严可言的将死之人,他甚至还笑脸盈盈地向村民们承诺,只要把他们活着交给日本军队,就可以“以命换粮”。

影片的前半部分,重点在村民身上,后半程开始,花屋归队后,天平开始逐渐倾向于日本人一边,他们的残暴、阴险、狠毒也在最后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马大三为首的村民们认为,自己和日本人相处了这半年多的时间,从一开始的互不理解,到最后双方意向达成一致,人性中最基本的“人情味”早已超越了家仇国恨和身份矛盾,占了上风,换句话说,马大三还有这群村民,可以说是花屋的救命恩人,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早已饿死了。

但村民们还是错误地低估了敌人的邪恶和狠毒。他们以为自己和日本人达成了契约精神,他们认为人“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觉得只要有粮食,自己就能活下去,到时候你我井水不犯河水,生活还能回归原来的模样。

他们没明白,所谓的“人情”其实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当对方手上握着枪时,自己的善良,无疑是在给对方递上最后刺向自己的刀,与虎谋皮的结果,最后只能是引火上身。

日本人残忍地血洗了整个村子,影片开头时洋溢着的黑色幽默气质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观众无尽的愤懑、悲哀,以及沉默。

影片里中国人是善良的,也是愚昧的冷漠的,日本人是滑稽的,更是邪恶的丑陋的。

2000年,姜文带着这部影片征战戛纳电影节。那一年,华语电影在戛纳大放异彩,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二等奖评审团大奖;杨德昌凭借《一一》拿下戛纳的最佳导演;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捧回戛纳影帝的奖座。

影片在日本上映后,收到了无数好评,甚至有观众将其比肩黑泽明的《七武士》,因为电影的荒诞、残酷、对于人性丑陋本质的无情鞭挞和讽刺,是如此真实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影片的最后,抗战胜利了,日本人被国军俘虏,马大三闯进日俘营,想要替死去的村民们报仇,却被自己的同胞们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最终,他因为杀害已投降的日本士兵,被国军斩首示众,行刑的人正是此前受过他恩惠的花屋。

看戏的人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所有人都在见证着这桩事先未张扬的凶杀案,大家谈着笑着,仿佛在看一场事不关己的盛大表演。马大三的头在空中翻转九圈,落在地上,一片血色降临,马大三含笑而终。

他在笑什么?是笑同胞的“不争”,还是笑敌人的“不齿”,抑或是现实的讽刺,还有自己的解脱?

宋渝沁  赵叶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