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游

曾国藩绝对是箭垛式人物，其传记早已汗牛充栋，丑化的、美化的、娱乐化的一应俱全。既不同质，又不同构，尤其能彰显曾国藩之血性、骨气和内宇宙的传记也并非没有，比如新近问世的《国与家：曾国藩这么做》。

本书作者王开林一扫从来窠臼，详细解读曾国藩留下的诗文、奏疏、批牍、书信、日记及其同时代人的著述，正史、野史均纳入其视野之中，他作出必要的钩沉、爬梳和考证，就如同外科医师把那些猬刺般的“箭杆”（长期衍生的传说、神话）一一拔下。作者没有对《清史稿》定妆已久的结论和前人把握十足的断言唯唯诺诺，照本宣科，而是别出心裁，格物致知，犀燃烛照，推陈出新。

《国与家：曾国藩这么做》分为上下篇，共计二十四章。上篇《国有良相》集中反映了曾国藩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种种表现；下篇《家无败儿》则重点解读曾国藩对修身、齐家的种种看法和做法，以及对功名、利禄、运气、风水、疾病、学术的种种态度。上篇大开大阖，下篇细言细述。作者不吝篇幅，讲述晚清时期的社会现实，以此构成作品渐次展开的时代背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乃是传主思想性格、精神品格不断受到砥砺的三块“金刚磨刀石”，读者借此能够更为清晰地洞察传主建功立业的险恶环境和修身齐家的良苦用心。

“康乾盛世”之后，满清王朝日渐腐败衰落，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朝廷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外患内忧，国势危殆，而官兵麻木不仁，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坐等出事，火中取栗。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人物，他编练湘勇，统领湘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在乱世欲做圣相，欲造世家，谈何容易。其家国情怀颇为激楚，外在和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无不直接指向悲剧性，但他所做的判断和抉择令人拍案惊奇，不但可以启人，而且可以度人。

著史或者写传，均须从实处入，复从实处出，耍弄空对空，则智叟亦无异于笨伯。评传既要评人，更要捞人，把沉入史海深处的人物捞到岸上，嘘活至有血有肉才行。故此，写人物评传，贵在穿透史料厚厚的冲积层，尽可能返回历史现场，接足地气。曾国藩固然是伟大的成功者，但他又是劳人、苦人和病人，将二者夯实成个体，方才可感可信。曾国藩的自我认定始终求平，试读其诗《答李生》：“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咍。”他还感叹“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侪瓶与罍”，曾国藩低估自己，以求与高估自己的另一端达成中位平衡，这就益发令人肃然起敬。

在作者笔下，曾国藩有三苦：一是其遇苦，“打脱牙齿和血吞”，即使总揽东南战区军政大权，仍被狂风恶浪打熬成苦人儿。二是其心苦，即使以仁义情怀写就《爱民歌》，湘军爱民仍然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尽管老谋深算，但是他晚年险些办砸两件大事，赔尽一世英名。三是其身苦，他被严重的皮肤病纠缠大半生，晚年右眼失明，这种苦处非旁物可以稍稍冲抵。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可谓一言难尽，一书难尽。诚如作者所述：“曾国藩修身苦，律身严，持身正，但他始终是个复杂的矛盾体，称之良相则可，誉之圣相则过。在乱世，他担负的责任綦重，一念之仁救人多，一念之忍杀人夥，刻意地美化他或污化他都是徒劳，倒不如连缀真相的碎片，知其遇，觇其情，射其覆，揭其谜。”

王开林一直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弋，迄今已经出版四十二部作品，其创作有史学厚度、哲思深度与美学温度，因而他的作品能展露出对社会、历史、人生，乃至对大千世界的同情和理解，其价值判断则较为谨慎。《国与家：曾国藩这么做》是一部厚重的大书，适合细品慢读，因为书中的引文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反复咀嚼和回味，还有潜藏在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读得太快了就会像是坐高铁看窗外风景，忽略过多。特别令我赞赏的是，作者对待历史人物所秉持的严谨态度，行文处处坐实，笔笔有来处，全书脚注多达千条，二百多年前的曾国藩仿佛从历史烟尘中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如闻足音，如闻謦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