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夔

大约在十年前吧，何雨生在闲聊中跟我谈起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我和何雨生都是黄桥镇人。八十多年前，黄桥镇发生过中外闻名的黄桥战役。何雨生说，他的长篇与黄桥战役相关，他并非想对黄桥战役进行历史书写，在他的计划中，黄桥战役只是背景，他要以一个说书人的口吻，撩开历史的另层面纱。

十年之后，终于等来了他的《十月风生》。

我二十八岁时离开小镇，去了县城，再去了设区市。何雨生几乎没有离开过黄桥，近十数年来，除沉迷于文学创作之外，还搞起了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他文字里的“如数家珍”“但手熟尔”，却是我归不去的故乡。在《十月风生》里，我触摸到了故乡的骨络、血脉。

面对陈旧的历史，我们的笔如何能使它生动、有趣，使它从沉冗的书写中跳脱出来，这是许多作家面临的难题。何雨生长久以来浸淫史志，对于历史，有他独到的认识。我们通常对历史的认知，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皇汉武，是诸侯与国家，对于常人来说，它浩瀚无边。对于一个乡镇呢？对于一个在乡镇中生活的普通人呢？他所见所闻的历史，又会是怎样的风貌？何雨生选择了这样一个切口，因此他的小说，借了说书人的口来开篇。当然，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书写必然是有策略的，而非历史的简单陈述，正如萨特所言：过去相对于被选择的目的才是其所是。

我一直以为，乡镇，作为农村和城市中间的那个点，可能被中国作家普遍忽略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丽军有同样的看法：百年乡土中国文学绝大多数是以乡村为单位，聚焦于农民生存悲剧与苦难命运的、展现乡村民俗民风的乡土文化审美书写。关于乡镇的乡土文学，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即使偶尔书写的“乡镇”，也是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空间表征。

浙江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认为：乡镇时空之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地方在于它的混杂性和敞开性。它没有城市空间的那种感受时代风气之先的迅捷，也不像乡村时空那样滞缓，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和“中间地带”。

乡镇书写既区别于乡村书写又区别于城市书写，这种“中间地带”，恰恰是写作的难处。而面向难处的写作，才是上天分给作家的开垦地。何雨生是如何介入这个“中间地带”的呢？他写牌儿经：一副纸牌，条、万、饼每种花色四张共一百零八张；他写灯会：那飏灯，仿佛来自前世，掠过众人头顶，跃上高空，一路遮天蔽月；他写水龙会：各家水龙咸集，皆排列于转水墩西岸。这些解放前黄桥镇上的往事皆在何雨生胸中，待他写《十月风生》，便纷至沓来跃陈于纸上。加上大量方言民谚的精准使用，使得《十月风生》有了布满肥料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枝一叶，必然丰润甜美。

吴不会、吴不弃兄弟便是从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两片叶子，何雨生写他们的爱情，他们多舛的命运，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在乡镇书写的土壤上，个人的选择往往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非A即B的，吴不弃的悲剧，就是个选择性错误，而在战争面前，兄弟之间的感情以及兄弟与细细的爱情，才变得难以抉择。何雨生在战争的硝烟中，找到了人性，他要让我们透过硝烟看人性。我得承认，他是成功的，我们内心的悲悯，在那一刻，柔软得一塌糊涂。如小说中所写：凉月霜空，山河苍茫；天地无涯，人如粒沙。

当然，《十月风生》也不是完美的，它多向度的叙事脉络在丰富了小说的同时，也给读者制造了迷宫。但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文学天地，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宏大叙事时，我们要面对怎样的土壤。

在中国，乡镇像一个透境。向前，可以看到放大的城市；向后，可以看到缩小的村庄。它是农村和城市中间的必经通道，是文学书写的薄弱环节也是文学书写的困难领域。它虽小，相比城市和乡村，在可书写的精神向度上，它有着更大的包容量。在宏大叙事日渐式微的今天，乡镇书写，或许是通往宏大叙事的另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