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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怎样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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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 明
近日,备受期待的《典籍里的中国》播出了第五期节目《论语》。节目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孔子为学、为人、为政等方面的思想,演绎了孔子为了追求实现天下归仁的伟大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人生,令人感动。尤其“厄于陈蔡之间”时,师徒坚守“君子固穷”的人格尊严,共分一碗稀粥,更是令人钦佩,催人泪下。
当然,看过节目之余,我们也不免有些疑问。比如,我们会好奇,为什么节目中会选择子贡作为中间人来介绍孔子呢?又比如《论语》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节目中提到的《齐论》《鲁论》《古论》又是怎么回事?《论语》是怎样成为一部中国人的经典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些话题。
子贡:推广孔子的广告大师
子贡在孔子弟子中地位很高,是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见长,是一位非常擅长游说应对的外交人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子贡的一次外交游说活动,结果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历代学者对《史记》记载的这段游说活动多有怀疑,认为是战国纵横家的依托之词。即便如此,也可见在战国策士心中,能言善辩的子贡就是他们的偶像。而且子贡不但外交办得好,“常相鲁卫”,而且还善于做生意,孔子曾称他“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就是预测市场行情很准确,所以赚了很多钱,“家累千金”,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外交家、大富豪。
孔子身后之所以名扬四海,固然与其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有关,但也离不开像子贡这样在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众多弟子的推扬。据《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死后,众弟子都只为孔子守墓三年,只有子贡坚持守墓六年,可见子贡对于孔子的崇敬程度。因而,子贡在推扬孔子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可以说是推广孔子的广告大师。
例如《论语·子罕》记载,子贡在孔子生前就开始宣扬孔子为圣人,当时有人曾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意思是说,你老师是圣人吗?怎么会的这么多?子贡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称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又如《论语·子张》中记载,有人诋毁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把孔子比作日月,认为诋毁孔子的人是不自量力。子贡还认为孔子是不可企及的,正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把孔子比作天日,对其推崇可谓无以复加。
《论语》的编集与流传
《论语》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材料来源,最初大概是孔子弟子们的课堂笔记。比如节目中提到“子张书诸绅”的问题,见于《论语·卫灵公》篇,原文说“子张问行”,然后孔子说了一通“言忠信,行笃敬”的道理,子张当时大概没有带笔记本,就临时记录在衣带上,而这些材料大约是后来孔门弟子编纂《论语》的主要来源。
至于《论语》究竟是谁主持编纂的,成书于何时,却由于文献不足,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故谓之《论语》。”大体解说了《论语》的内容、成书及书名含义。《论语》这一书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因而,《论语》一书定名应该早于《礼记·坊记》。而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中有直接引用《坊记》的句子,因此有学者认为“论语”作为书名的出现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之末。
到了西汉早期,《论语》的传本有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之别。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就是当时齐地学者和鲁地学者传习的《论语》;而《古论语》则是出自曲阜孔子旧宅墙壁中用古文字书写的《论语》。三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是篇数不同,《鲁论语》是二十篇,《古论语》是二十一篇,《齐论语》是二十二篇;其次是章句文字也有不同。不过,由于这些古本已经失传,其详情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令人期待的是,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论语》,而且应该就是失传千年的《齐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传习《齐论语》的著名学者有昌邑中尉王吉,而刘贺曾任昌邑王,故他所学习的应为《齐论语》。
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出现了一个综合当时三种传本而改定的版本——《张侯论》。“张侯”指安昌侯张禹,他被汉元帝指定为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为了教汉成帝读《论语》,就编写了一部解说《论语》的教材。后来,汉成帝继位,张禹拜相封侯,他所编定的《论语》经常被汉成帝在诏书中引用,因此自然成为当时的权威版本,以至时人有“欲为《论》,念张文”的俗语。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儒学大师郑玄编写《论语注》,成为今传本《论语》的定型之作。而据《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记载,郑玄的《论语注》就是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参校《齐论语》《古论语》改定的。
《论语》的经典化历程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其经典地位也是逐渐形成的。由上述《张侯论》的情况可知,《论语》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成为皇家帝王教育的重要内容。不过,那个时候,《论语》的地位还不能跟作为“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相比,而被视为次一级的“传”“记”。例如扬雄《法言·孝至》中说“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所引即源自今本《论语·季氏》篇所载孔子之语“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如《后汉书·赵咨传》说“《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亦见于今本《论语·八佾》篇。可见在两汉时期,《论语》属于注解经典的传记性典籍。
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和《孝经》、小学三类一起附于《六艺略》之末,既可看出其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其作为经典附庸的地位。到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朝廷在洛阳太学校正刊刻儒家经典,史称“熹平石经”,其中就包括《论语》,似乎《论语》又与“六经”是并列的。到唐代,尽管《论语》不属于国家确定的“九经”(《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但《论语》仍属于科举考试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唐文宗时期刊刻的“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也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论语》《孟子》正式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兼经”,至此,后世所称的儒家“十三经”也就集齐了。
而对《论语》经典化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性成果的“四书”这一新的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随着后来《四书章句集注》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似乎成了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因此也更加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子贡曾问过孔子一个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答案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有人问:“有一书而可以终身读之者乎?”也许中国人的答案应该是:“其《论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