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爸爸教会我怎样钓鳗鱼的，在那条流过田野的小溪中。田野旁边就是爸爸童年时住的房子。8月的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去那里，在那条与小溪相交的乡间公路上左转，拐进一条小路——说是小路，其实就是地上的两道拖拉机车辙，沿着一个很陡的山坡往下开，然后顺着小溪前行。左边是一片麦田，熟了的麦子哗啦哗啦地刮着车身；右边是一片草地，高高的杂草窸窸窣窣地响着。草地后面是一条大约6米宽的小溪，水流平静，蜿蜒于植被间，在黄昏的最后一抹阳光下如同一条闪光的银链。

我们在路上沿着急流慢慢地向前开——溪水惊恐地拍打着石头，路过一棵歪斜的老柳树。当时我7岁，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很多次了。地上的车辙终止了，我们面前出现一堵茂密植被形成的墙，这时爸爸关闭了发动机。天色暗了下来，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水里传出的轻轻的汨汩声。我们俩都穿着橡胶靴和油亮的聚乙烯面料的裤子，我的是黄色的，他的是橙色的。我们从后备厢里拿出两个装渔具的黑色桶、一把手电筒和一罐蚯蚓，然后出发了。

沿着溪岸，那些草湿漉漉的，很难拨开，高度超过了我的头。爸爸走在前面，踩出一条小路。我跟在后面，那些植被围拢起来，仿佛在我头顶形成一道拱门。蝙蝠在小溪上方来回翻飞，像在天空中画下黑色的标点符号。

走了大概40米，爸爸停了下来，四下张望。“这儿应该不错。”他说。

一个陡峭泥泞的斜坡通往下面的小溪。如果一脚踩错，就可能冲下斜坡，直接滑进水里。天已经变暗了。

爸爸用一只手挡开那些杂草，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往下踩，然后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我抓住他的手，以同样小心翼翼的步子跟在他后面。来到水边，我们在溪岸边一起踩出了一小块平地，放下我们的水桶。

爸爸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察看了一会儿溪水，我模仿他的样子，跟随他的目光，想象着我也能看到他看到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我们选的地方好不好。水很暗，几丛猛烈摇曳的水草从各处冒出来，然而水面下的一切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但我们选择相信，有时候我们必须这么相信。钓鱼常常就在于相信。

“嗯，这儿应该不错。”爸爸又说了一遍，然后转向我。我从桶里拿出一卷钓鱼线，递给了他。他把钓竿顶在地上，快速地缠上钓鱼线，把鱼钩拿在手里，从罐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条很肥的蚯蚓。他咬紧嘴唇，在手电筒的光线下查看那条蚯蚓。把它穿上鱼钩之后，他把鱼钩举到面前，假装朝它吐了两口唾沫以求好运，“噗噗”，永远都是两声，然后在空中挥舞一下，把它抛进水中。他弯下身子，触摸了一下钓鱼线，确保它是紧绷的，同时又不会被溪流带得太远。随后他把背挺直了，说“就这样吧”，然后我们重新沿着斜坡爬上去。

那个我们称之为钓鱼线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普通的钓鱼线。钓鱼线通常是指一根长线，上面有很多鱼钩，鱼钩之间还有很多沉子。而我们用的钓鱼线要更为原始。爸爸取来一根木条，用斧子把一头削尖。他剪下一段粗尼龙绳，四五米长，把它系在木条的一头。沉子他是这么做的:把熔化的铅灌进一根钢管里，让它凝固，然后把钢管锯成段，每一段两厘米，在中间钻一个可以穿钓鱼线的孔。沉子系在离钓鱼线终端一手长的地方，钓鱼线最下端是一个比较大的单独的鱼钩。我们将木条锤进地里，让挂着蚯蚓的鱼钩落在溪底。

我们通常会带10根或12根钓鱼线，装好鱼饵后，把它们扔进水里，扔完一个再扔另一个，间隔约10米。在陡峭的斜坡上爬上爬下，每一次都是同样辛苦的程序，同样训练有素的协作，同样的手势，以及同样的祈求好运的两声“噗噗”。

设置好最后一根钓鱼线后，我们原路返回，在斜坡上爬上爬下，再检查一遍每一根钓鱼线:小心地拽一下，确认还没有鱼上钩。然后静静地站着感受，让直觉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不错，只要我们多给一点时间，就会有好事发生。到我们确认完最后一根钓鱼线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无声的蝙蝠只有在掠过月光的光束时，才能被看见。我们最后一次爬上斜坡，走回车里，开回了家。

我不记得在溪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谈论过鳗鱼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钓到鳗鱼之外的话题。事实上，我都不记得我们说过话。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说过话。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谈话需求有限的地方，一个最好保持沉默才能好好品味的地方。月光的倒影、沙沙作响的草丛、树的影子、单调的溪流声，还有那些蝙蝠——它们仿佛盘旋在这一切上空的星号。我们得保持安静，才能让自己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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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鳗鱼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