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浪

沈从文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也是文物研究专家。他一生中曾反复阅读《史记》，说“这个书帮助我极多”。

五四运动那年，在湘西芷江一所已停办学校的图书室，十六七岁的沈从文，第一次接触《史记》。书中那些游侠刺客，“照例慷慨而负气，轻生而行义，拯人于患难之际而不求报施”，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1922年，沈从文初到北平。无学校能进，无工作可做。冬天屋里没有火炉，他就裹在被窝，读随身带来的那本《史记》。他后来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回忆：“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初步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

沈从文读《史记》颇有心得：“《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里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授课时，就经常跟学生讲“要贴到人物来写”，即无论叙述的语言，还是人物话语，都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

在1930年与人合著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中，沈从文对《史记》极为推崇：“他（司马迁）写的列传皆有唐人短篇小说的精神，在文学技术上，含蓄与经济，比唐人小说似乎还更像小说。”而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深得《史记》笔法之神韵。文学批评家夏志清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说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深邃，或者人类微妙的情感勾画出来。

1952年初，沈从文在四川内江乡下参加土改。一天夜里，他挑灯通宵读《史记》。“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写道，“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

沈从文这才认识到，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生的“痛苦忧患”意识，已经深刻影响了自己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他的知己密友朱光潜曾撰文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其实不止《边城》，沈从文大部分小说，在清新故事的背后，均或多或少蕴含着一缕忧伤与悲痛的情绪。

沈从文此番夜读《史记》，还有更大的收获——于知命之年，他领悟到“中国历史一部分……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伟大的事业往往从寂寞辛苦中来。从此，他数十年埋头文物研究，结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令人惊叹的学术成果。

读书当读经典，而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常读常新。借用沈从文给朋友布德信中的话：“你值得去把《史记》好好的读一读，里面实在可以得到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