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凡

热播剧《觉醒年代》，让我怀想民国时的鸿儒大师们。他们学问深醇，思想在今日看来有进步，抑或有落后，今人懂得甄别，取精华而去糟粕即是。翻案头书里的民国典籍，最显眼是厚厚两册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七房桥人，为一代国学宗师，“新儒家”的代表，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民国时期新旧争锋的语境下，是一位“老派”的大儒。

《国史大纲》是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中国通史，成书于抗战时期，后经多次修订，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各时期的制度、经济、社会风气、学术思想等，字里行间饱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这书除了功底深厚，旁人难以匹及，即便其思想的“老派”，在抗日战争国破家亡的形势下，也具有极其进步的意义，那便是唤起国人的民族自知和自信。时至今日，自然也是一部值得去读、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市面通行的《国史大纲》，附有自上古至太平天国的二十八幅手绘地图。关于这些手绘地图，读者常有疑问，我便也略加探究，分享所得数点如下。

一、初版《国史大纲》没有地图，这些地图也非钱穆所绘。1939年6月，随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建的临时大学）南迁至云南的钱穆，以大学通史教科书体例写就《国史大纲》，当年暑假前往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本在上海，当时因战乱已迁港，但发排仍交沪上旧厂。又交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审查，逾半年，终于1940年6月初版面世。

二、书中二十八幅地图，是直到1974年台湾出版修订版，由历史地理专家王恢所绘。《国史大纲》自沪初版起，即风行四海，自1940至1974年间，又有成都、重庆、上海、台湾、香港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都不附有地图。

三、地图绘者王恢是新亚研究所门生。王恢（1908-2000），字子廓，号石泉，出生于广西全州，曾入桂林中山公学，后赴港，又赴马来西亚任教华文，后入钱穆创办的新亚研究所，专治中国历史地理。1967年起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为一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有《中国历史地理》等著作。

四、二十八幅手绘地图，对《国史大纲》重要内容提纲挈领，化文字为历史空间、时间的统一。图中不仅有各种古地名的空间分布（雁门关、长安、琅邪、会稽、南诏、高句丽……），而且呈现了历史事件的动态时间线。如“春秋霸政图”，以线条、箭头和来自书中原文的说明文字，形象指示了自“春秋霸政创始于齐”至“战国秦孝公后，秦人渐次加入诸夏团体”的中国大一统酝酿过程。又如“五胡十六国图”、“太平天国图”上行军路线、迁都路线等的细致描绘，包括时间、人名的标注，更是不避繁难，令人钦佩。

五、大多数地图都是版图，呈现的是政治力量的分布和较量，不过也有“元明会通河图”、“隋炀帝南北巡游图”这样从社会经济角度切入的地图。

六、二十八幅手绘地图的内容脱胎于《国史大纲》，不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著者、绘者史观不同。钱穆坚持把“太平天国”称为“洪杨之乱”，当初重庆国民政府审查半载，即为此事，最终初版仍是照钱穆原稿印行。书中论及太平天国运动，流露痛惜厌恶之情。而王恢所绘地图，名“太平天国图”，题头文字有“孤军直入，百折不回，转斗万里”的褒扬之语。

钱穆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钱穆在武汉大学讲学一个月。甫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是历史地理，一是制度。这场开场白，对当时还是武大学生的严耕望，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从此奠定他今后治学的两个方向。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植根在广袤的华夏疆域之上。中国历史自古就有图与文结合的传统，从春秋《管子》的《地图》篇，到河南平山出土比罗马帝国地图还早六百年的古中山国《兆域图》，到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开创规范化的“制图六体”，到清末杨守敬较为成熟的舆地学研究，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煌煌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传统历久弥新，反映了对神州山河的求知探索精神，其源泉则是热爱之情。

《国史大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本为当时北大教科书，风行全国，承载着钱穆自成年以来，即孜孜耕耘的教化之业。当其最初付梓之际，应也未曾想到，会有另一位人生轨迹迥异的炎黄子孙王恢先生，来共同完成其历史地理、文与图合而为一的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