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明盼

“现在塑料瓶这么便宜啊，三四个才一毛钱？”面对记者的询问，刘亚海头也不抬的整理着他眼中的“宝贝”。记者顺便打量起他来，50来岁，顶多一米七的个头，虽然有些消瘦，但身子骨还算硬朗，身边跟着两个约莫7、8岁的孩子……

你这年龄，孩子应该都大了吧，为什么没想过什么也别做，好好地歇着？刘亚海似乎觉得问得很纳闷，眼睛瞪得老大。“那咋行啊，什么都不干，孙子谁带?”他指着身旁的两个孩子：“这是我孙子，你看懂事吧！”记者看到此时俩孩子正在一边帮着数瓶子，一边进行着简单的加减法计算。

刘亚海，来自江苏淮安农村，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两家人常年在南京打工，为了接送孙子上学，他跟着儿子来到了市里。“其实城里有什么好的，房子就跟鸟窝似的，大家还谁都不理谁。”已经在南京呆三四年的他，说起城市生活还是一脸的不适。

“收破烂也不是什么卑贱的活，我干着觉得挺好的。”聊起收破烂的活，刘亚海有说不完的话。在农村就喜欢跟村里人聊上两句话的他，刚来南京非常不舒服，常常夜里一个人想着回农村老家，可是儿子儿媳妇都来南京了，他们既想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可又无暇照顾，因此接送孙子上下学的事就落到他的肩上，儿子儿媳妇也算肯干，肯吃苦，双双在南京买起了房。“那房子只有60多平，还不如我们老家两间房子大哩。”

与农村其他老人相比，刘亚海算是幸运的，至少晚年会过得开心一点，可是来城里后，他却出现抑郁症状。由于对环境的陌生，他身边也没有熟悉的人，每天接送完孙子上下学后，就只能一个人孤单地回家，孤单地做饭吃饭，孤单地看电视，每天处在焦急盼儿女下班、孙子放学的状态。

他总觉得生活缺点什么，总觉得自己至少还可以做点什么，于是收破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渐渐闪现。“刚开始，子女都坚决反对，一是觉得丢人，也怕我走丢。”但是性格执拗的刘亚海没有因子女的反对而放弃去做。送完孙子上下学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刚开始，他只是在小区附近吆喝，慢慢摸清路线、熟悉环境后逐渐延伸自己的阵地，现在太平村、胜利村等周边的居民都将瓶子、书本卖给他，居民都说他最诚实，从不缺斤少两。现在孙子放暑假，他还执拗要带他们一起收破烂，他要顺便教育孙子：收破烂不丢人，它是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以前每天能赚到70元左右，最近“行业”不景气了，只能紧巴地进账40—50元，但他却说，只要干就能创造额外收入，还能与不同的家庭聊天，心情也好了。“我花不到什么钱，至少我孙子零花钱不用让儿子掏了，他们压力大，我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

刘亚海除了每天开着脚蹬三轮车在各小区里吆喝外，还会在每天早上，清洁工人上街之前，顺着和燕路，挨个垃圾桶搜寻人们扔掉的可回收物，甚至埋在最底下的瓶子也不放过。这样做一点成本都不用，简直让他乐开了花，可是他并没有做很长时间。有一次，收满整车破烂后，他与路边的清洁工聊起了家常，从对方嘴里得知清洁工的工资只有千把块钱，只好打扫时搜寻垃圾桶里的有用物变卖补贴家用。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为了孩子背景离乡的境况让他觉得，每天伸手到垃圾桶里是在“偷”别人的东西，于是只做了半年，他就再也不在垃圾桶里找“资源”，他认为，清洁工比自己更不容易。

“等孙子大点，我还是要回农村的，毕竟那里才是我的家，在这儿只要收一天破烂我就要凭良心做事。”刘亚海憨笑着说。

 

记者手记：

临走前，他竟说道，“以后你要是有攒下来的书本、纸盒、瓶子的话，能否卖给我啊，我把手机号留给你”，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很久以前出产的“老爷机”。“我一般都记不住自己号码，要翻一下啊。”看着他沧桑、黝黑而又粗糙的手，记者内心竟不知为什么颤抖了一下，觉得很疼。

在城市里，收破烂的，一般被定义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是城市里一道流动的风景，每天都穿梭在大家身边。人们见不到，不会觉得生活缺少什么，天天见到了，心情也不会因此而快乐一些。谁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从哪来、要到哪去，只知道，他们拥有一个朴实而亲切的名字“农民工”。

他们中多数来自农村，子女常年外出打工的现实让他们晚年生活也过得不轻松。年轻时操心孩子，年老了还要操心孙子，甚至养老都不一定能有所保障。年龄大、体力跟不上等原因使其连建筑工地里的苦力活都“不配”去做，只能做到收破烂。他们或许还想对这个社会有用，或许只是为了维持简单的生活，但他们却用自己总使不完的力气、最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或家人，做着最脏却能给城市带来美化的粗活。人，不分贵贱、工种也不分高低，与其他人一样，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也在做着对社会有贡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