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吴江检察院在办理单身母亲杨某杀害3岁幼子一案中，发现被害人父亲下落不明，被害人长期跟随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外出流动打工，生活时常陷入困境，直至被母亲杀死。该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办案检察官付雷的一封“道歉信”在网络引发热议，震憾无数人的灵魂，也引得无数人落泪。记者日前来到吴江检察院，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话题，与付雷进行了对话。

“困境儿童”吴江保护模式

苏州往北驱车40分钟，即到吴江。这里原本是一座苏南小城，后撤县成市再转区，成为苏州城的一部分。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吴江区下辖4个街道、7个镇。户籍人口83.27万人，流动人口97.92万人。“这是有居住证的，还有一部分难以统计。”接受记者采访，吴江检察院未检科检察官付雷称，在诸多无法统计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人。

事实上，杨某杀子案发生后，为加强对类似由于家庭暴力等原因导致的“困境儿童”现象，吴江检察院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率先探索完善“困境儿童”吴江保护模式。

该院结合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开展调研，发现困境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存在发现难、协调难、救助难等问题，制发困境流动儿童网格化排除、应急响应、积极干预、各部门联动救助、开展分类保护的检察建议，推动建立多部门联动救助及困境流动儿童保护区、镇、村三级网络全覆盖机制，多名困境流动儿童得以及时发现，获得救助。

“孩子的明天不能等”

吴江地域特色明显，与上海、浙江交界，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吸引大量流动人口汇集。

眼下流动未成年人由于缺少有效监护，衍生出来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压力巨大。

在付雷印象中，公安机关也时常碰到“弃婴”难题。他介绍说，孩子被遗弃，公安机关会作刑事立案处理，嫌疑人会移送检方批捕。介绍一起案件，付雷感慨万千，“孩子很健康，漂漂亮亮的，好得不得了，一见亲妈就笑。我们李冬梅科长当时就说，你抱一抱啊，可孩子的母亲就是不抱。”

在拘留所的那一幕，让同样作为母亲的吴江检察院未检负责人李冬梅心如刀绞，“真让人受不了啊，人怎么会麻木到这一步？”

人性思考背后的现实，抑或永远走在法律法规的前面。事实上，该案件中的孩子几经辗转之下，被人收养。但办理这类案件时，司法人同样面临尴尬，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民间私自收养得不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孩子不被收养，又必须回到福利院，成为“事实孤儿”。

付雷称，在法律层面，我国对有关收养和寄养家庭评估仍然缺少法律依据和标准。他认为，社会各系统资源不应是孤岛，哪怕出现断层，我们也要想方设法链接成大陆。虽然作为国民个体须等待和给予制度完善的时间，但眼前的现实却是孩子的明天不能等。

“有的地方就像隔了三十年”

另一领域，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同样不容回避。该类犯罪具有残忍性、即发性等特点。

有人呼吁降低犯罪未成年入刑年龄门槛。“国家经过深思熟虑降低可以，但应该是动态的。是不是必须以年龄作为标准仍然值得商榷？”在付雷看来，降低犯罪未成年入刑年龄门槛未必就能压降未成年犯罪率，“年龄降到12岁、10岁仍然可能去犯罪。”这位未检工作者表示，现行法律中对未成年犯罪以及对监护人惩处相对较轻。他提出，能否将“正当防卫”相关法律条款活化升级运用，全社会营造出犯错犯罪一定要承担责任的氛围，才能切中要害。

当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未检工作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调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不过，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失衡。

付雷透露，未检工作还时常要借力于上述第三方调查。该项工作通过社工组织和公益组织，承担帮教、挽救、心理辅导等活动，通常由所在地公安、检察、司法、民政等部门购买服务。

未成年人家在上海或苏州，相关调查容易得多，那么，在外地孩子怎么办？“社工去做调查比较合适。”据悉，该项社会调查涵盖涉罪未成年人和被侵害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过往表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和性格情况等。

付雷介绍，上海是我国少年司法的发源地，经验最多，不断纵深发展，江浙司法一体化大趋下，将会形成同步，但发展落后的一些地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专业力量相对滞后。欠发达地区的检察院甚至没有专门的未检科，发达地区检察院联系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常常找不到对接的部门。

“要么没有，要么不对口”，付雷说，未检工作的差距，同在一个国家，有的地方就像隔了三十年。

付表示，伴随人口流动，又必须将未检工作放置在一个社会系统里进行考量。付雷认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让社会资源的岛屿连成大陆是最为紧迫的事。

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