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万森

凌盛广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尺多高的案卷，每件法律援助案件都要他过目、审核。这位有着18年从业经历的“老法援”身兼数职：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管理处处长、12348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逢至年关他还要到“市清欠办”上几天岗。

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每次在案卷上签名，他都极为谨慎，因为每一次签名都事关公平正义。

“很多人进不来”

每年全市万余案件，见证了一座城市有过的悲欢离合。

不难理解，从外围进来的线索，都要在他这里接收、消化、传达，直至最后出结果。南京市政务热线12345和警方110也会与之对接，求助、投诉、建议、查询，千百根线交汇在这里，然后延伸至法理的另一端。

商贾客旅南来北往，外来人员集散中转。南京虽不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却是人员流动最复杂的地区之一。

这些年，凌盛广一直在思考法律援助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度。当前，相当部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并不低于城里的低收入阶层，但获得的法律援助机率远远大于他们。

尽管南京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条件已经按照省两办出台的《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将受援人收入标准放宽到低保的2倍（即1500元）来接纳，可如今南京最低工资已经1770元。“还是有很多人进不来”——对于法援机构来说，经济困难的审核将是面临最大最困难的挑战。

如何破解审核难题？为此，他跟省法援中心要政策：苏州市设的是最低工资，南京市设低保两倍，为什么不放在同一条线上考量？

“一定不能援错了人”

“法律援助要做实的，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具操作性。”即便是面对上级领导，凌盛广依然保留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法律援助有三大问题最为棘手：一是经费保障；二是专业队伍建设；三是受援人的精准度。

前两个问题或是顶层设计，身处一线的凌盛广琢磨最多的还是“法援的精准度”。“有原告就有被告”，他说，如果援错了人，不仅制造了新的不公平，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另一种浪费。

以农民工为例，法律援助机构对于这一群体身份的审核办法，全国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全国各地有的依照身份证住址，有的要求提供户口簿，甚至还有的地方靠看、靠猜，做法并不统一。

这种模糊的另一面，对非农民工群体却有着严格的审核程序。譬如，按照相关要求，受援人须去社区、街道、单位去开收入证明，可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这个问题各区反馈最多，很多地方不愿意出这个证明。” “人家会说，我怎么知道你的个人收入多少？”不难看出，操作性问题带来的是谁也不想承担责任。

“那单位呢？”

“那更不现实，我给你出证明，让你再去告我？”

当然，凌盛广说的是劳资纠纷。

事实上，要破解这些难题，不是没有办法。凌盛广称，要靠信用体系，靠法律强制力。

“百分百能找到”

通过信息化科技手段实现大数据共享，成为实现精准法援的第一步。“信息系统对接后，受援人的信息百分百能找到！”凌盛广说。

据介绍，南京法律援助中心与民政、工会、残联、老龄委等部门的数据大联接工作目前正在紧张开展当中。

这是一个宏大的法援图景，不是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一家法援机构的民生工程。“抚恤金人员、低收入人群情况，民政是掌握的；残疾人数据，残联有的；还有工会……”凌盛广扳着指头算。

对于已经出台半年的江苏省《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这位“老法援”颇为感慨：有了政策支持，基层做事更有方向。他举例说，过去援助离婚案件必须是“家庭暴力”，现在有没有家庭暴力法援不管，只要申请人经济困难符合规定，他们就帮。

法律或永远滞后于现实的发展，而人性的温度一定能让法律条文变成澎湃的正义传达。一案一卷，一案一批。有些人不应该获得法律援助，某些不合理的原因，你给他援助，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有的人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却被阻隔在法援门外，你不给他援助，就是制造新的不公。凌盛广再次强调说，法律援助是紧缺的公共资源，要实现共享更要守住公平底线。

“当然，最好的公平，就是法律和制度的公平。”